（接上篇）

二、数字化为何赋能乡村振兴难为：困难剖析

（一）数字环境有待加强，城乡发展不平衡

网络基础设施仍然存在城乡二元结构不平衡，数字化赋能难以发挥作用，乡村数字环境仍有待加强。根据《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22年）》，截至2021年底，全国行政村通宽带比例达到100%，通光纤、通4G比例超过99%。尽管从数据来看，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和城市无太多差异，但实际上农村网络基础设施的性能还无法完全满足部分农业数字化应用设备的需求，如植保无人机，用于除草、分拣和采摘的新型农机对网络速度、延时等性能要求比较高，如果无法满足相关性能，相关的农业数字化设备仍无法在乡村中得到很好的应用。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尽管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得到全面强化，但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只有58.8%。这反映出在我国农村地区，特别是散居现象比较普遍的山区和丘陵地带，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全村网络覆盖。网络可能仅覆盖到了村委会，村民家中、田间地头等未能完全实现覆盖。这表明农村数字环境相较于城市数字环境而言发展水平滞后，在很大程度上约束了农业生产中的数字信息化、远程教育和远程医疗等乡村数字化的应用，同时还影响了资本向农业农村投资的积极性。在网络未能全面覆盖的地区，无法很好地应用如农村生态环境监测传感器这类对网络速度、延时性等方面要求不高，但对网络覆盖、网络接入能力要求比较高的数字化设备；同时也无法获得与网络全面覆盖的城镇地区同样的资源，如疫情期间由于农村地区网络未实现完全覆盖，导致农村地区学生在线上上课这件事情上遇到了很多困难。总的来说，目前数字环境城乡二元发展仍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均等的问题，农村网络基础设施性能和网络全村覆盖率尚待提高。

（二）数字化乡村发展有技术短板，数字技术和农业难以匹配

农业数字技术存在短板，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的支撑力不足。目前智慧农业装备应用率不高，我国的智慧农业装备从技术层面来看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这造成智慧农业的发展水平还比较低，数字技术与农业农村融合深度还不够。我国农业数字技术至少比发达国家农业数字技术落后十年，尤其是农业人工智能、农业机器人和农业传感器等相关农业数字技术。我国自主研发的农业传感器占比不到10%，且感知灵敏度低、稳定性不高，终端远程控制系统和执行控制指令系统精确性不高。

数字技术与农业农村还存在应用匹配问题，导致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难以付诸实践。由于当前的农业数字技术更适用于大规模农场，盲目将该类农业数字技术应用到小家庭农场或小农户，显然会出现技术不适用的情形。尽管已经意识到小农经营存在规模不经济的问题，但传统重农观念及城市非农就业不稳定性因素使得农民土地流转意愿并不高。现阶段我国农业经营主体仍然是以小家庭农场和小农户为主，小农户数量占比甚至超过了98%，50亩以下农户耕地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80%以上，这导致农业土地规模化利用和集约化经营程度偏低，不利于当前适用于大规模农场的农业数字化技术应用。同时由于引入数字技术系统前期成本较高，对于小家庭农场和小农户而言，他们尚无实力承担这一前期投入成本，即便有引入意愿也只得作罢。此外，我国幅员辽阔、地理气候条件等不尽相同，智慧化农业技术的应用难度存在差异，如在丘陵地带作物种植的智慧化、规模化农业技术应用程度相对平原地带而言要更难一些。当前关于农业数字技术如何与不同情形的农村地区相融合的研究偏少，导致数字技术无法精准应用，导致智慧农业边际收益偏低。

农业农村数据共享体系建设滞后，数据孤岛化问题严重。数据共享开放不足会带来信息孤岛、数据壁垒、数据碎片化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从智慧农业层面来看，缺乏统一的传感器技术标准和应用后台数据规范，导致不同农业传感器之间无法通用，不同物联网平台之间的对接存在困难。进一步导致农业数据资源仍然处于数据采集和粗加工的浅层面，农业数据的分析、应用和共享能力不足，数据要素的深度价值没有得到充分挖掘。从数字资源应用层面来看，农业信息资源分散、数据标准不统一、缺乏数据共享机制、数据支撑能力薄弱直接制约了跨部门、跨区域和跨行业的互联互通、协作协同和科学决策。

（三）农民数字化水平不足，农村数字化人才缺乏

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数字化水平间存在较大的数字鸿沟，农民数字素养有待提高。城乡网络基础设施之间的数字鸿沟正在缩小，相较之下，城乡居民数字素养之间的数字鸿沟正在成为新时代数字鸿沟问题的主要矛盾。根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乡村数字素养调查分析报告》，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平均得分比城市居民低了21.2分，其中城市居民数字素养平均得分为56.3，农村居民平均得分为35.1，两者之间相差37.7%。《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1》的数据显示农村劳动力人口受教育程度远低于城镇劳动力人口，农村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9.1年，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为21.6%，大中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仅为5.6%。除了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低，农村社会还存在劳动力流失的问题，农村社会主体多老弱。因此，农民数字化水平相对较低，在数字应用方面相对更集中于社交、通信、娱乐等基础数字应用，对于需要较高文化水平和数字技能的数字化应用，如在线医疗、教育、精准农业等，则使用的比例会相对较低，这造成农村居民难以充分享受数字化与农业农村相融合所带来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的福利。

农村数字化人才的供给和需求不匹配，农村数字化缺乏智慧化农业生产和乡村新业态需要的数字化与农业的复合型人才，即新型“农民”。然而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城镇相较于农村而言，工作机会多、收入更多，因此农村劳动力中数字素养更高的适龄劳动力更倾向于流动到城镇去寻找更多的发展机会，而农村剩余劳动力学习和应用数字技术的能力较差，这就带来了当前农村数字化人才供给与数字化人才需求极度不匹配的问题。乡村振兴的本质是数字化人才的集聚。尽管当前乡村数字化过程中萌发的农业新生产模式和新业态能带来一些就业和创业的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带动部分数字人才的返乡和下乡，但这部分数字人才的流入和农村数字化所需要的数字化人才相比远远不够。根据《农村电商人才报告》显示，目前农村电商就业人群仍以中等文化水平为主，并预测到2025年农村电商人才缺口将上升至350万，其中技术要求高的职位如运营推广、美工设计等人员更为缺乏。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制约农村电商的发展，同样也会制约数字化在农村生产经营、生活文化和生态环境方面的应用，极大程度上约束了农村数字化水平的提升。

（四）数字乡村供给有短板，数字经济驱动力不足

农业数字化资金供给不足，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的社会资本吸引力不足。从资金供给层面来看，政府实际上对乡村数字化建设投入的力度不大，这造成农村农业发展长期存在资金不足的问题。根据《2021全国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水平评价报告》，2020年全国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的财政投入仅占国家财政在农业农村相关事务支出中的1.4%，该数据表明政府对乡村数字化建设投入力度应当大力提升。此外，农业贷款难是因为农民缺乏一般金融抵押物，很难评定农户的信用情况，他们最大的资产，就是土地上种的农作物。以前农民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只能靠业务员下乡去审核，农村地广人稀，这种业务方式不仅批贷慢，而且金融机构为农户发放贷款的成本高。数字化普惠金融目前仍没有解决农村传统金融固有的问题，如涉农产业投资周期长、成本高、投资回报率低与资本逐利本质之间的矛盾，农村征信体系不健全所带来的农业信贷信息成本高等，这些都造成资本对涉农产业投资意愿不强的问题。由于小家庭农场和小农户等农业经营主体缺乏金融信贷及保险服务的支持，只能自行承担自负盈亏的风险。

数字乡村政策机构尚未成体系，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的基础支持缺乏。该现象在农村电商这一数字乡村新业态中尤为明显，相关的规则和法律仍然处于摸索与完善阶段，如农村电商线上直播监管制度尚不完善。尽管线上直播作为一种有效的营销手段能帮助农民致富增收，但营销过程中可能会存在虚假宣传等问题，这既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农村电商线上直播带货的整体发展质量，进一步限制了农村电商的良性发展。数字乡村新业态还面临同质化发展的问题。根据《2021全国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水平评价报告》可知，有超过五分之一的县（市、区）没有设置信息化或数字化相关的工作部门，机构队伍亟待建立健全。由于缺乏完善的农业数字化工作机构，农村地区难以及时获取市场信息，可能会带来数字乡村新业态供需不平衡的问题，如基层政府、企业不对旅游市场进行充分调研和规划就盲目发展数字乡村旅游，旅游项目可能会存在高度同质化的问题，这反而会给乡村旅游资源带来负面影响。

三、数字化如何赋能乡村振兴：发展路径分析

（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乡平衡发展

加快完善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强化乡村数字技术的研发，加快农林渔业基础设施智能升级、医疗和教育专网网速及稳定性的提升、乡村冷链物流等基础设施智慧化转型。通过为相对欠发达的乡村地区提供必要的技术和资金援助，不断提升互联网在乡村的普及率，深化数字基础设施在乡村的应用比例。地方政府要统筹城乡数字化建设，助力城乡数字化协同发展。具备条件的乡村地区应积极探索推动以人工智能、物联网和5G为代表的新型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以形成城乡共享的新型数字化基础设施网络。

（二）提高数字技术水平，促进数字技术与乡村精准匹配

努力提高数字技术的研发能力，突破农业数字技术短板，提升农业数字技术的发展水平，加深数字技术与农业融合程度，尽力缩小与发达国家农业数字技术水平之间的差距。促进数字技术与农业的精准融合。提高农民土地流转意愿，提升农业土地规模化利用和集约化经营程度，以提高农场规模适应当前农业数字技术。在实施数字乡村建设前务必开展充分的前期调查，依据实际情况推动数字技术与农村农业的精准融合，如东北和华北平原地区适用农业植保无人机等智能装备，提高播种、灌溉等全农业生产流程的智能化水平；西北牧区的农村则适用数字技术与畜牧业相融合的应用；西南山区农村由于山多地少、土地碎片化程度高，更适合推广小型农机具及发展符合山地特色的智慧农业模式。只有数字技术与农村农业实现精准融合和应用，才能充分提高智慧农业边际收益。加强农业农村数字化软硬件资源整合和架构重整，形成资源集中、共享共通的数据共享平台，促进信息共享共建。

（三）加强数字化人才培养，吸引数字化人才进村

1. 加强广大农村居民的数字技能能力。通过组织教育教学资源，充分利用已有的农民夜校、益农信息社、农村电商企业等开展面向农村居民的数字技能培训，提高农村居民应用互联网和其他乡村数字技术的能力。因为目前农村主要人口结构为老幼，对数字化技术应用使用存在天然的鸿沟，如果不对农村居民进行培训，农村数字政务服务、农村新业态他们都无法参与。2. 要培育和吸引数字技术人才。政府要做好培育输送农村数字技术人才、提升农村居民数字素养的顶层设计和政策支持工作。高校尤其是职业学校需要聚焦于农业数字技术人才的培训。3. 提升农村基层干部的数字技术能力。数字乡村的建设离不开基层干部的带领，因此一方面要定期对农村基层干部进行数字技术技能培训，提升农村基层干部的数字素养，另一方面要利用好驻村第一书记、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大学生、科技特派员等主体在数字技术和数字资源方面的优势，推进数字乡村建设。4. 提升乡村地方品质。具有高创新性、高知识技能的数字型人才倾向于流动到具有高地方品质的地区，而数字乡村的发展是需要高数字技术人才的集聚，因此需要通过数字化提升乡村消费服务、乡村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以及生态环境、居住环境等方面的乡村地方品质，以吸引更多高数字技术人才来支撑乡村振兴的实现。

（四）强化乡村数字化要素供给，增强农村数字经济驱动力

1、加强数字乡村建设的金融支持。地方政府应加大对农业农村相关事务的支出，尤其是要提升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的财政投入比例。鼓励头部数字企业积极投身到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建设当中，积极引导企业资本参与数字乡村建设。加强对家庭农场和小农户的金融支持，提升他们应用数字技术的意愿，降低应用数字技术的门槛。

2、 加强数字乡村建设的政策支持。政府政策制定需要高屋建瓴，同时需要各地政府因地制宜，建立健全与地方实际情况相匹配的数字乡村建设政策体系。要加强对数字乡村新业态的规范和监管，以确保数字乡村新业态的良性发展。要从政策角度引导数字乡村建设的各类要素有序地向农村地区流动，加快建成城乡之间互通互联互融的数字化智慧化新格局。要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力度和政策支持强度，发挥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中的引领作用；同时，要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农民非农就业社会保障的稳定预期，从而增强土地流转的积极性，提高农业土地规模化利用和集约化经营程度。

作者：毛丽娟，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夏杰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原文刊载于《治理现代化研究》2023年第5期，参考文献略